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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9-18
不要迷恋祖国,祖国只是一个传说。

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,我吓了一跳,以为祖国已经和平统一了。
仔细一看,才发现那个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,原来是缅甸国旗;而那个有黄色五角星的红旗,则是掸邦第一特区(果敢)的区旗。
这张照片摄于2009年3月29日,掸邦第一特区建区20周年大阅兵的升旗仪式,那个极度张扬、沐猴而冠的大阅兵仿佛是果敢山寨中共国乐极生悲、盛极而衰的标志。
5个月之后,实行了20年的“一国两制”迎来了它的末日,“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”忍无可忍,向“有果敢特色的社会主义”摊牌了。
事实有目共睹,不再赘述。耐人寻味的是天朝的暧昧态度和果敢“大汉遗民”的尴尬处境。
对天朝而言,果敢不过是私生子,而缅甸则是狗腿子,私生子食之无味,狗腿子则弃之不舍。狗腿子打私生子,虽有点别扭,但毕竟狗腿子更有用。当缅甸城管针对盗版中共国的专项打击行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,正版中共国其实是感谢的。
全球华人的“祖国”,只存在于春节联欢晚会,只是统一战线的虚构。一旦屠刀架上“海外赤子”的脖子,他们的命运便是“被内政”、”被主权高于人权”,一句“严正抗议”都是奢求。
一个连自己法定的国民都拒绝保护的国家,怎么可能去保护别的国家的国民。
那些“唱着我的中国心”、用天朝的课本教育子女、典章制度都仿效天朝的果敢人,终于明白,所谓祖国,不过是一个看上去热腾腾、实际上冷冰冰的屁股,自己的小脸蛋帖上去,是暖不热的。
一百多年前,马克思们说,工人无祖国。其实,华人也没有祖国。本质上,我们都是果敢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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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6-26
杰克逊老师走了
早上,史奴比老师在MSN上告诉我,麦克尔杰克逊逝世了,她很伤感,因为她是“听着杰克孙的音乐长大的”,对此,我有些不解,因为,按照她的年龄推算,杰克逊的歌开始在中国流行时,她已经十六七岁,从生理年龄上讲,已经长大了,怎么能说是“听着杰克逊的音乐长大”呢,如果说是“听着杰克逊的音乐变老”,还更确切些,当然,不排除史奴比老师从小就坚持收听美国之音,不过,美国之音播过杰克逊的歌吗,我是没注意,俺听美国之音那会儿,只注意关于中国大陆的新闻,没听别的。
我对杰老师所知甚少,作为一个与同龄人严重不合拍的怪少年,俺的青春岁月是捧着《外国名歌201首》度过的,杰老师的歌,只知道一首heal the world,那还是多年后电影《小武》中理发馆一段放的背景音乐。俺听这首歌时首先反应的是贾樟柯老师而不是杰克逊老师。
不管怎么说,杰老师是个好人,那么有社会责任感,救了那么多人,这辈子,他没白活。虽然俺今天恶补了他的作品,还是只喜欢那首heal the world,俺还是祝愿他升入天堂,如果转世的话,下辈子做个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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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6-25
过敏小记
1、那天,一个给点撩拨就高潮的日子,很多朋友都去了某敏感地带,对某规模庞大的人群进行集体调戏活动,据说双方配合十分默契,出现了很多堪称经典的调戏与被调戏的情节。
俺在上班中错过了这个20年一遇的日子。下了班接到某友人的电话,得知我没去参加狂欢,颇有些失望之意。俺也有些惭愧,幸好穿了白衣,可聊以自慰。后来,用了一晚上的时间,听那年在广场上播放的《国际歌》《历史的伤口》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《龙的传人》等歌曲,后来在else的指点下,下载了《blood is on the square》。
2、北京国保成功地制止了一起“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预谋的反对中国敏感词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、危害国家安全”的胡同游,6月6日深夜0:00,这次“别有用心”的胡同游的发起人薛淡同学被请去喝茶近4个小时,并于次日得到专车接送的特殊待遇。据目击者声称,同时有国保到小撮家砸门近半小时。小撮恰好未在家,侥幸逃脱。第二天早上6:40,英勇神武的人民警察从天而降,将聚集在北新桥地铁口的胡同游参加者一网打尽,带到派出所一一登记审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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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4-03
雾灵山庄
今年的愚人节俺是在雾灵山庄欢度的,被扎扎实实地愚了一顿。一个半天就能开完的会,非要把几百人拉到135公里之外的山沟里,开上两天,一本正经、装模作样地浪费着纳税人的钱、教育经费,这种自愚愚人的活动,非常适合在4月1日举行。
雾灵山庄建在雾灵湖北岸的山坡上,雾灵湖原来叫遥桥峪水库,是发源于雾灵山北麓的安达木河上蓄出来的一个水库。我10年前在这儿游过泳,那时周围还是一片野地,没有建渡假村,那时,安达木河还川流不息,现在,它已经断流了,水库以下的河道已经变成了牛圈。
由渡假村向东,看得见雾灵山顶的皑皑白雪,雪过了五一才化。很想去雾灵山脚下转转,但会议组织者没有安排这个内容。
为了上网,这次我特意背了笔记本来开会,不料这个土地方,房间里根本没有网线,虽然号称三星级。电视也只有钦定的频道。俺只好看手机里的电子书作为消遣,直到电池耗尽。
同屋的那位大哥绝对的高能耗,一进屋就将换器扇、厕所灯、厕所换器扇、过道灯全部打开,仅仅是为了看电视才没开顶灯,台灯就不客气了。我装做去上厕所,关掉了那些不用的灯和扇子。过一会儿,那哥们一上厕所,又全给开了。我估计,这样的大哥不会只有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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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3-31
三箱草莓
最近,我家后面的展春园发生了一起悲剧。一个买水果的“外地来京人员”,某天早上进货,几箱草莓放在三轮车上,在途中被人偷走三箱。这位大哥一时想不开,跳楼了,留下妻子和即将升初中的孩子。
三箱草莓,一条人命,一个残破的家庭,这样的换算公式,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不可思议。以司马迁的标准,也许这样的死,轻于鸿毛。但对于在异乡沉重浮生的他来说,三箱草莓,足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那天早上从同事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一整天都很难过。尽管悲惨的故事听过很多,但这件事距离太近了,近到无法仅仅当作一个故事。那个小贩,也许不久前我还从他那里买过水果,也许史奴比老师还跟他侃过价,也许再过几天,他会到我的办公室畏畏缩缩地为他的孩子报名初中借读。
晚上向史奴比老师转述这个故事时,说到跳楼,竟然哽咽到说不出话来。出乎意料的是随后史奴比老师对此事的评价,她认为这个自杀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,如果有过“上山下乡”的锻炼,会更坚强,不至于为三箱草莓而寻短见。听了她的话,我欲哭无泪。
我不同意她的分析。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底层所得到的“锻炼”与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里那些知青相比,吃苦和受累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知青们所拥有优越感,还有未来回城的盼望,他是没有的,他没有未来,那个他已经离开的故乡,已经回不去,而这个城市,又注定不属于他。他有足够的理由“心理脆弱”。据说他的孩子成绩不好,也是促始他走上绝路的因素之一。那个孩子,假如到我们学校报名参加考试,恐怕也不会录取。想来借读的外地孩子太多,我们只能,或者说正好可以,择优录取。









